与老一辈的文艺界人士接触，他们的风范在一些小细节中就能感受得到。红星新闻记者在一个飘着春雨的下午按照约定拜访作家、出版家李致，这是1997年出生的我第一次拜访95岁的李致，他按照中国传统待客之道，自己推着轮椅坐电梯到楼下迎接。
两个相差68岁的“90后”，似乎没什么“代沟”，他笑着说，“我每晚上床5到10分钟就可以睡着，你们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吧。”
只要不下雨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李致都会推着轮椅出门散步（轮椅可以让两只手使到力，比拐棍更好用）。“我现在过的就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。在家里我也会做头部和上半身的运动。”李致一边说，一边挥舞手臂做了几个扩胸运动。
192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李致，父亲李尧枚是巴金代表作《家》里的高觉新的原型，因破产对家庭心怀愧疚而自尽。李致过继给四爸巴金，两人关系亲密，巴金说李致是“理解他比较多的人”。
李致先后担任过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、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四川省文联主席等职务，笔耕不辍至今，他对各种新鲜事物都感兴趣。
“我主要就是乐观。”李致总结自己的养生秘诀，“活到老学到老，心态好，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。”
李致有自己的微信，头像是他低头与小狗玩耍的照片，他会在朋友圈里发发自己写的短文，或晒晒散步时的照片——他对着镜头比“耶”，祝福亲朋好友愉快。
他对新事物总是抱有热情，1998年，电脑还没普及的时候，李致已经在学习使用了。如今，他也热衷在微信朋友圈里互动点赞，会百度资料，看新闻和影视剧，偶尔用电脑打打扑克作为消遣。
但不断退化的听力和视力正阻碍他接受新鲜事物，“我现在看报纸，要戴500度的老花眼镜，才能看得到标题；如果要看正文的话，还要拿放大镜。所以很多新东西，我没办法都搞清楚。她跟我讲了AI是啥，我现在又忘了。那啥子是AI呢？”
“比如说，你给AI看一篇巴金的文章，然后让它学习巴金的风格给成都写篇小说，它一会儿就写出来了。”记者这样解释。
“那要不得，不行不行不行！”李致赶紧连连摆手，“我要用我的文字表达我的感情。作家的作品，必须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风格。”
“老年人学电脑，一般不是智商问题，而是记忆力的问题。”李致说，自己当初学习使用电脑堪比走古蜀道，看到老友马识途率先使用电脑写作，羡慕不已。
李致这一代人没有学过拼音，五笔又很难记住，幸亏有写字板，可以用手写的形式在电脑里录入文字。但他上了年纪，“刚用笔录入的操作程序，转眼就完全忘了，女儿觉得‘简直不可思议’。”回忆起来，李致拿自己开玩笑，“虽然有他们关怀我，但也是‘折磨’我的过程。”
那时好不容易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，又几次遇到挫折——操作不当，突然死机，或者刚写好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李致说，早期缺乏电脑知识，一旦遇到问题，自己绝不“乱说乱动”，赶紧请人救急，“刚写完的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，突然‘蒸发’，再也找不到了。打长途电话问女儿，她开玩笑说：‘不吃一点苦，是学不会电脑的。’懊恼之余，只得重写。”
现在的李致，已经能顺畅地在电脑上写作了。1945年与同伴创立破晓社，1946年加入地下党，新中国成立后在共青团工作17年……波澜壮阔的大半辈子，也是时代的缩影。李致想到什么，就在电脑上写下来。只是不佳的听力和视力让他感到不便，用电子文档得用小2号字体才看得清。等到女儿有空，再由女儿整理保存到微信上，“哪个刊物或报纸跟我约稿，我就在微信上把文章发过去。”
“虽然老年人在体能上已经不占优势，但在心态上要永葆年轻。”李致说，如今不要再唱“跌倒算什么，我们骨头硬”，“要唱‘马儿啊，你慢些走，让我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’。”
“我信仰巴金的主张：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，而非索取。”4月的第一个周末，李致在四川省图书馆做了一场纪念巴金诞辰120周年的讲座。现场十分热闹，观众不断举手提问，李致也兴起，一刻不停地讲了1个多小时，声音洪亮，逻辑清晰，赢得掌声不断，满堂喝彩。
一结束，李致就被台下的观众围住，纷纷要求合影。“累到了，累到了，我这么大把年纪了。”话虽如此，李致还是不忍拂了观众的热情，坐在椅子上配合着大家一一拍照。
李致好交朋友，喜欢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聊天。即使是疫情期间不能与好友见面，都要视频或通电话。省内比他小一辈的作家，每年约定着时间上门拜访，交流文学，一来二去大家都成为了知心朋友，“我既喜欢和马识途、王火这些老一辈的作家接触，也喜欢和年轻人‘摆龙门阵’，学习他们身上的朝气蓬勃。”
“我跟马老认识好多年了，我们1946年底就认识了。当时他是我们学校的英文教员，我是学生。”李致比马老小15岁，那一年，李致在四川华西协和中学读书，与在此教授英语的马老相识，至此与马老成为至交。
直至步入高龄，两人无法经常见面，但依旧记挂对方。每天二人都会通电话相互问候，也不多讲，通常情况只有两句话：李致说，向马老问好；马老回，向致公问好。“其实基本没啥事情，打电话就是为了听到对方声音了解对方状况良好，就放心了。”
李致在90岁出版《李致文存》时，还曾与马识途共同商量新书到底叫“文存”还是“文集”。马识途还在考量，李致已然坚持要选用“文存”。马老问其原因，李致只说“没资格叫文集”。后来马识途与人谈起此事，感叹李致在文学创作上的谦虚：“实际上也是要进行一种反讽，当前出版社的出版文集、诗集，可以说是铺天盖地，但很多文集不够资格。”
等到《李致文存》出版，当时105岁的马识途还特意前来祝贺。看到老友前来，李致高兴，忍不住玩笑：“马老来参加我的会，还特别理了头发，虽然头发不太多了。”
在新书首发仪式上，马老题写对联赠送给李致，分别是：“看似平淡实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”“好书何妨百遍读，至友不可一日忘”，那时马识途说，对于他而言，李致是一个不可一日忘的挚友，“做梦的时候都有李致”。
今年3月底，109岁的马识途去世，李致前往马老家中吊唁。在马老的灵前，李致难掩悲痛，放声痛哭，哭声让在场的人们闻之心痛。
毕竟在年初，李致还曾身着红衣，喜气洋洋去到马识途家中为其祝寿。那次欢聚，马老专门写给李致一个条幅，再次写下那句：“致公清赏：好书何妨百遍读，至友不可一日忘。”不想仅仅过去2个多月，却与老友天人两隔。
李致常被人提及的身份是“巴金侄儿”。其实他们的关系远比叔侄更亲近。李致因为过继给巴金，见面和通信称呼巴金为爹爹。
“我不愿意把这种称谓，作为一个光环戴到我头上。”李致说，自己早年做出版工作时，就有人说，李致嘛，打着巴金的名义，拿个“兜兜”，喊个叔叔伯伯，把人家的书稿拿起走了。“但我从来没有打着巴金的旗号办任何事情。假如你介绍我，你首先应该写，这是四川省委宣传部离休干部、现为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，然后你再说我跟巴金的关系。”
要说这个身份为他带来了什么，李致认为只是平添了许多媒体的采访申请。让李致困扰的是，许多记者总是问他太多一模一样的问题，“我接受许多重复的采访, 浪费一些时间；我损失了不少照片, 借出去收不回来……现在一些报道，首先就说巴金的侄儿什么什么。”
诗人冯至称李致为“出版家”，李致对此记忆深刻。早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时候，他四处组稿，抓紧时间出版了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夏衍、丁玲、严文井等一大批老作家当时的近作，打动不少大家——比如曹禺，表示要和四川出版社“生死恋”。
“我是一个读书人、藏书人、出书人、写书人，我大概有30个书柜的书，1个书柜有8个格子，已经签约捐赠给成都图书馆。”而今，李致在写自己的一生，他拟定了个总题目：“往事随笔”。此外，四川人民出版社拟定在今年5月出版的“走进巴金系列丛书”中，也整理了李致对巴金的回忆、他与巴金的通信等。
“我从14岁开始写作，现在还在写，写了80多年了。”采访的结尾，李致乐呵呵地与记者加上微信，“好了，你们慢慢走。”他转头向屋内亲人喊去，“结束啦！快带我出去散步啰！”